先知刚刚离去

《尘埃落定》动手的日子是暮春的一天。

我离开还不到两年那座小城，户外的高山杜鹃正热烈地从河谷开向山巅。白桦林的新绿在明净的阳光下，似乎无边无沿。我就在这个时候打开了电脑。脑海也像电脑屏幕一样干干净净地有所期待。就在这时，我听到画眉的声音。这不是来自现实的声音。真实的是屋后山坡上飘落下来布谷鸟悠长的啼鸣。

可是信手敲去，屏幕上便跳出了那3个字：野画眉。

这是即将写下的20多万字里的最初的3个字。于是文字清泉般涌起。我明白已为文字中逐渐显出脉络的故事定下了调子，不是故事里麦其家的傻子少爷在12岁的早晨被突然唤醒，而是写下这部故事的我。

没想到那平平常常的一天，竟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对一个常对命运心存感念的人来说，这时刻或多或少要算个奇迹。写完这个故事后，我知道自己即将离开家乡，于是，把这片空旷而广阔的故土又走了一遭。过去，我也时不时来一次这样的漫游。那时，漫游是为了激发，现在，却是为了梳理。眼前的一切，即或是最不容易变化的地理面貌，与故事里所作的描写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更不要说随着时间而流逝的人与事了。我明白，小说里的故事与其说是一段历史，倒不如说是我对某段历史的一种想象。其实，远在开始这部小说的写作之前，我就认为，真正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小说家很难在那个领域显示才华。所以，我便倾听着内心的声音，顺着自己的情感流动的方向，在历史基本的框架之中进行大胆的想象。

每天三四个小时的写作间歇，看1994年的世界杯，有时，也会有意无意追寻一下这种想象的源头。

首先想起的竟然是自己写于10年前的一个短篇：《阿古顿巴》。顿巴是一个寻常的藏人名字，阿古是叔叔或舅舅的意思，一个亲近多于尊重的称谓。阿古顿巴是藏族一个类似新疆阿凡提的民间的智者。在藏区，每一个地区都流传着他不同的故事版本。这些故事涉及到权力、财富、欲望、爱情和智慧等一系列主题，并对这些东西给予了朴素而又巧妙的诠释。那么多阿古顿巴故事，却没有一篇涉及阿古顿巴本人的面貌。于是，我写下了几千字的东西，第一次为这个民间的智慧人物刻划形象。这个形象与麦其家的二少爷，有着某种相通的东西，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血流。一方面，这个形象提供了解读历史更本质的视点；另一方面，他在故事里所做的一切，也说明偶然性在人生、在历史中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所以，为傻子少爷的形象寻找源流的工作，不必像在整个世界现当代文学的人物形象系列中拉一个单子那么浩繁复杂。虽然我读过辛格、福克纳，也读过马尔克斯与略萨，不过，从纯技术的角度说，一本叫《侏儒》的瑞典小说那有意思的视角，倒给过我更多的启发。

写到这里，我其实已经回答了读者们不约而同都会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吗？在不同的场合，我曾经作过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种自相矛盾，其实是承认我无法作出准确的回答。

我出身于乡间一个农耕家庭，村寨名字的藏语意思是“山沟更里边”。在绝大多数同胞都是文盲的环境中，家族的过去，部族的过去，都来自于口耳相承的传说，而不是准确的书面记载。这个传说系统，没有编年史作为骨架，所以，十年前的事情与一百年的事情，都像是来自时间深处的同一个点，都显得同样神秘与遥远。我为传说中的人物与历史所激动，同时明白，这些传说随时随地都在加入不同的讲述者对往世的想象与对当下生活的体验。当我来写一个民族中的一部分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时，自然而然的便采用了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我想象中的历史，一部精神的历史，而非纯粹历史学意义上的那种历史。从纯粹的文学意义上讲，应该说是诗史，而不是史诗。

也是在10年以前吧，我曾为自己的一首抒情长诗写下了一个恢宏的题目：《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词》，在那首诗中，我写下这样的句子：

我坐在山顶

感到迢遥的风起于生命的水流

回声起于四周

感到口中的硝石味道来自过去的日子

过去的日子弯着腰，在浓重的山影里

写下这样的字眼：梦、青稞、盐、歌谣、铜铁

四季的桥与风中的树叶……

坐在山顶，我把头埋在双膝之间

风驱动时光之流漫过我的背脊

啊，河流轰鸣，道路回转

我找不到幸与不幸明确的界限

现在看来，故事里所流露出我对历史的理解，在那个时候已经成形了，至今，或者说，永远都再难更改。在另一首诗我也写过同样的感悟：“先知昨天还在，先知刚刚离去。”写完《尘埃落定》，当我在作为故事背景的土地上漫游时，也有同样的感觉。当然我不能有神授天赐的想法，要真是那样的话，就没有我以后更多的小说了。